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谓是历史悠久，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客观的说，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历史优越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暴露，特别是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古代的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但要命的是，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经史诗文，在行政管理乃至实际生活中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洋务运动时期，同文馆招生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士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导致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在于不仅仅教育内容，而是关系到朝廷官员的选拔机制，。一旦科举考试的废除，这将影响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由此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便有读书人威胁要暗杀康有为；而变法失败后，科举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

甲午等战争的一再失利，使得停止武举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学务大臣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大加赞叹道:“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应该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词。

也许有人要问，停止科举考试之后，怎么解决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呢？

所幸的是，清末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老练成熟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变革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随后，清廷又开始紧锣密鼓的制定新学制。在几经修订的基础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块，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从层次上来看，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了。

在兴办新教育上，张之洞管辖的两湖地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在湖北最早设立学务处，并将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另设有师范学堂等。应该说，“癸卯学制”的出台和张之洞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少壮派官员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也不甘落后，他设立了直隶学校司并聘请前贵州学政严修为学务总办，并在直隶地区设立小学、中学、师范、法政、工业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地方的推动下，清廷于1904年设立学务大臣（次年改设学部），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